彭玉萍 发表于 2019-11-11 11:33:44

儒家的音乐思想与礼乐

早在氏族社会时代,许多民族就不约而同地发明了音乐。总体而言,世界各国音乐大多只有表达情感和娱乐的功能。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,礼乐如同天地,代表天地万物的秩序。儒家所说的乐,有其特定的内涵。乐的大节是德,这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基本点。德音雅乐儒家认为,无论是观察一个国家,还是观察一个人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其乐。《乐记》说:“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。”《吕氏春秋》说:“凡音乐通乎政”、“闻其声而知其风,察其风而知其志,观其志而知其德,盛衰、贤不肖,君子小人,皆形于乐,不可隐匿。故曰:乐之为观也深矣。”音乐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之高,由此可知。儒家的音乐理论,在《乐记》中有最完备的论述。音是人感于外物而出现的,但它一经形成,就成了一种新的外物,再给人心以反作用。可以说,音是心声的反映,不仅能直接反映民众生活的幸福与否,也可以折射出当地为政者的廉明与否。如果君王有道,庶民安居乐业,则颂歌处处可闻;如果君王失德,民众颠沛流离,则难有愉悦的乐曲。《乐记》说:“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。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。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”听乐可以观政,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。所以,听听民间流传的音乐,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状况。据《礼记·王制》等文献记载,上古帝王到地方巡守,地方官述职的内容之一,就是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;君王考察民歌,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为政以德,民风是否淳朴。发现纯正无邪的民歌,随行的官员就会记录下来,带回去推广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采风”。《诗经》中的十五国风,就是十五国的民歌。相传,其中的周南、召南,就是周公和召公采风所得。儒家对“音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,发现音有不同的层次,高层次的音是天道的体现,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,受到道德的熏陶,涵养心性,是入德之门;而低层次的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,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,引导人走向颓靡或暴戾,最终毁灭人性,是亡国之音。《吕氏春秋》指出:“宋之衰也,作为千钟。齐之衰也,作为大吕。楚之衰也,作为巫音。”千钟、大鼓之类,声音狂噪震动,超越了人的生理限度,“为木革之声则若雷,为金石之声则若霆,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。以此骇心气,动耳目,摇荡生则可矣”,这些声音已经失去了音乐表达人情的初衷,因此郑卫之声、桑间之音,都是亡国的征兆。与此相应的是,历史上凡是勤劳天下、吊罪伐恶、太平盛世的王者,也都有专门的乐章——大禹治水,万民欢欣,于是舜命皋陶作《夏迭》九章,以表彰其功;汤商伐桀,黔首安宁,汤命伊尹作《大护》之舞、《晨露》之歌,以展现其善;牧野之战,武王克商,于是命周公作《大武》,以昭示其武功;成王时,殷民叛乱,驱象群为虐于东夷,周公奉命东征,驰师驱逐之,于是作《三象》,以嘉其德……这些乐章,是时代的颂歌,是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,儒家称之为“德音”、“雅乐”,奏于庙堂,播于四方,化育万民。值得注意的是,春秋时期是乐器、乐理高度发达的时代,这由曾侯乙编钟可以得到证明,但孔子却称之为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,这是为什么呢?根本原因在于,春秋时代盛行的是新乐,是纯粹的音乐学意义上的乐。从儒家的音乐理论来判断,它们尽管华美之至,但都是昏君乱臣的作品,表现的是声色犬马的狂热,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,失却了音乐的灵魂,所以是衰世之乐、败坏之乐。乐以治心儒家教育的目标,是要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。但要达到这一目标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礼的作用,是合理地约束人性,规范人的行为举止。客观地来说,这是从外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,不让你的行为出格;同时,让你在行礼的过程中体会礼义,向内心探求做人的真谛。但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,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,他们在行为上的循规蹈矩,不过是顺从外部力量的结果,而并非发自内心。儒家认为,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,外在的规范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。乐的作用,是从内部来化性。《乐记》说“致乐以治心”,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。音乐能在顷刻间影响人的情绪,并最为民众喜闻乐见,如果运用得法,不仅成本最少,而且收效最快。《乐记》说,乐“可以善民心,其感人深”,真是透彻的乐理之论!这一理念,在先秦儒家中广为传播。孔子的弟子子夏便认为,要教化民众,用乐来诱导最为容易。无独有偶,《孝经》也说:“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”说的都是一个道理。但礼与乐并不是互相独立、毫不相关的,而是一种内外相成的关系。《乐记》说:“乐由中出,礼自外作。”“乐也者,动于内者也;礼也者,动于外者也。”“乐者所以象德也;礼者所以缀淫也。”也就是说,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,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。礼乐并行,则君子之身内和外顺,王者之治四海清平。《乐记》特别强调执掌国政的君王的礼乐修养,认为“礼乐皆得,谓之有德”;只要做到“德辉动于内”,“礼发诸外”,“致礼乐之道,举而错之,天下无难矣。”音乐有强烈的感染力,谁主导了它,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民心。先秦的许多思想家看不到这一点,墨家甚至认为音乐是无用之物。但儒家不仅深刻地意识到了音乐的妙用,还提出了用“道”来主导音乐、引领人心向善的理念。《乐记》说:“先王耻其乱,故制雅、颂之声以道之。”意思是说,先王制乐的目的,是要使人的快乐有节制,合于天道。又说,儒家的“立乐之方”(即建立乐教的宗旨),是要“感动人之善心”,“不使放心邪气得接”,让民众在健康的音乐中接受德的熏陶。《吕氏春秋》说,“先王之制礼乐也,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,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。”用当今的语言来说,就是寓教于乐。礼乐对于人类,犹如天地之于万物,具有本原的意义,所以《乐记》给予了最高的评价:“大乐与天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”;“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,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;穷高极远而测深厚。”认为礼乐充盈于天地,合于阴阳,通于鬼神,极其高远深厚,规范着人类社会的一切。从《论语》可以知道,孔子喜欢弹琴、听音乐,他在齐国听到《韶》的演奏后,深深陶醉,居然三个月不知肉味。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有喜爱音乐的传统,操琴瑟、吹箫管,对于境界高一点的人,可以调适性情,涵养心志,用乐自化;对于一般人也有养生怡情的积极作用,正如《史记》所说:“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,通流精神而和正心者也。”儒家提倡对民众实行温和的礼乐教化政策,使人心向善,纯化社会风气,从而求得长治久安,其中尤其注重乐的作用。上古时代,每年春秋,各乡都要举行以尊老养贤为宗旨的“乡饮酒礼”,席间要演奏或歌唱《诗经》的许多篇章,每篇都寓意深远。一乡之人在揖让升降、笙瑟歌咏的愉快气氛中,受到礼乐的教化,尊老养贤悄然滋润于心田。类似的情况,《仪礼》中在在多有。魏晋以后,由于西域等地音乐的大量传入,人们对于音乐的兴趣开始转向乐器和演奏技巧等方面,但这些都是礼的“末节”,不在乐教思想的范围之内。于是,儒家的乐教思想逐步褪色,为人们所淡忘,只有极少数高明之士还在探讨。今天,大多数人对儒家乐教思想不甚了解,这是非常可惜的。近年,国际上开始出现“音乐治疗”的理论,认为通过音乐的物理作用,可以使体内器官产生共振效果,并使人体分泌出某种生理活性物质,从而调节神经,促进气血流动,达到健身保健的目的。这种理论,主要着眼于音乐的生理意义,虽与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不同,但其价值正日益凸显。有媒体介绍说,台湾台中市东海大学有一位女教师,针对本科生开设了一门“音乐欣赏”的选修课,实施“音乐疗法”,用典雅的音乐来陶冶学生的心性,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。据报道,有些男学生原本坐不住,在座位上老是想动,结果几次课下来,人变得安静了,能坐得住了——这就是通过音乐使心性发生良性转变的结果。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所小学,用典雅的乐曲作背景音乐,全天播放,旨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学生的心性和气质,这是乐教传统的今用,值得提倡。
页: [1]
查看完整版本: 儒家的音乐思想与礼乐